一
《和乐寺——南口村的传说》是我于2012年写的一篇文章,登在了《衡水晚报》和《衡水文学》上。目的是让我们村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记住这一老一新两个村名,记住它们不平凡的来历和意义。
在那篇文章中,提及了村南东西走向的沧石公路与石津渠。过后,有知情人士补充,说沧石公路是一战时德国人强占路权,二战时又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修成了公路,用以掠夺山西大量优质煤炭与华北平原上出产的紧缺军需物资棉花以及农产品。所以沧石路算是某一区域内的经济命脉,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说到“南口”村名的来历,我只知道这个村名是八路军起的,虽不复杂,却诞生在抗日战争这个特殊年代,饱含战火硝烟。新村名至今也已使用了六十六个年头。其他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就在我刚刚放下这件事时,偶然得知起“南口”村名的人还健在,已经九十四岁高龄了,我很惊讶。七十年光阴过去,战争已远,能见一见这位亲历者、知情人,是多么幸运的事。2015年8月23日,我怀着敬佩的心情拜访了这位抗战老人。他叫刘库盈,原籍深州市穆村乡店上村。店上村在我村村北,相距三里地。
刘老知道我是南口村人后,一迭声说“南和乐寺南口的,你们村是个文化村,有名的文化村。你们村张家是大户。北和乐寺北口村,白家、郑家是大户。”刘老身体健康、耳聪目明、言语清晰,对南口、北口情况十分熟悉。刘老说他小时候曾在南和乐寺村上学,与我村的赵迎东是同学,赵迎东住村前街东头。在那个抗日烽火燃烧的年代,赵迎东一腔热血率先走上了抗日的道路,后在城关区当区委书记(城关区是深州县城城里一带)。后来赵迎东改名叫苏义,这个名字他一直用到解放后。刘老说:“‘南口’这个村名,是我与赵迎东、齐建周三个人一起商量着改的,现在他俩都不在了,就只有我一个了。”他顿了顿,有些伤感。齐建周也是南和乐寺村人,是南口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刘老回忆说,大概是1941年,他担任地下党八路军六分区与八分区联络站长,负责传递情报和护送我方人员穿越封锁线,负责的路段,是南至南辛庄村,北至邵甫村。在这段路上,要绝对保证被护送人员的安全。那时,日军以沧石公路、石津渠为封锁线,在沧石路两侧挖了深深的壕沟,一丈八宽、一丈八深,并在我村村南修筑了一个岗楼,日伪军一边护路一边严格盘查过往行人,给游击队地下交通传递情报带来极大不便。
过封锁线,一般选在两县交界的石津渠三门闸那儿,通常是半夜时分,两个人抬一挂梯子,梯子两端绑上绳子。将梯子抬至壕沟边,悄悄顺下去,人们踩着梯子下到沟底,再把梯子搬到沟的另一侧,支好,人们依次爬上梯子,再用绳子把梯子拉上沧石路,穿过沧石路,再把梯子倒到另一侧的壕沟里。就这样悄无声息翻越封锁线。在1942年“五一大扫荡”期间,在日寇“烧光杀光抢光”期间,四野壕沟,处处火光,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护送了很多八路军将士,其中有聂荣臻、杨成武等高级将领以及后来成为河北省省长的张曙光同志。送情报,也需开动脑筋想方设法,有时把情报卷在杨树叶中含在嘴里,一旦碰到敌人就装哑巴呜呜两声应付过去。盘查的紧,情况不妙就及早吞下去。有一次比较危险,刘库盈带着情报走在路上,前边突然出现了鬼子,想跑已经来不及,他就将情报慢慢掏出来,略微弯腰,情报由手指滑落到地上,用脚轻轻把纸条咕啦(咕啦,是农村土语,即用手或脚拨东西的动作)到深深的车辙里,又涂踏了点土盖上,这时敌人也到了跟前,好险。
有一回,从穆村区传递来一封情报,由北和乐寺村一个姓白的地下交通员(刘老一直想不起这个人的名字了)送往南和乐寺村。一路上平安无事,当他走进南和乐寺村村口时,敌人出现了,他来不及处置这封情报就被敌人抓住了,敌人认为他是共产党八路军,当时差点儿一枪崩了他,后来就铐起来拷打,幸亏他脑子反应快,说这封信是在半道上捡的,说自己不认识字,然后想办法通知了家里人,家里即刻展开救援,卖掉了五亩地,才算是把他赎了出来。鉴于每过一次封锁线,就是一次生死考验,又加上这次交通员差点丧命,刘老他们想,千万不能再在情报上出现真实的村名了,于是决定把南和乐寺、北和乐寺的村名改了。三个人商量着,刘老说,把和乐寺的“和”字去掉“禾”旁,就剩下一个“口”字了,南口、北口类似方位词,不像村名,另外,他们感觉着日本人似乎对“口”字怵头、有忌讳,凡是带“口”字的地方,他们不敢轻易祸害,就叫“南口、北口”吧。这就是“南口村”、“北口村”名称的来历。